第四章 卷二年华浅·铺开学业的锦绣前程
父亲的爱是一座城
父爱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但是父爱的存在会让人拥有一种安全感，像是无论走了什么陌生的路，回头总有人在微笑着看着你、守着你。
小杨绛是个孝顺的孩子。每天早饭后，她会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茶香萦绕中，杨荫杭为女儿的乖巧颇为欣慰。当他想吃水果或干果的时候，杨绛还会懂事地帮父亲削果皮或者剥干果壳。
在他们定居苏州的时候，十六岁的杨绛开始在苏州振华女校读中学。
那正是战乱频频的动荡年代，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生运动也常常发生。一般时候，学生运动主要是以游行、示威、静坐或开群众大会等方式来举行的。有一次，学生会要各学校的学生上街搞宣传，也就是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开展革命。杨绛被推选上了。
十六岁的杨绛虽然长得还很娇小，但是已经别有一番少女的韵味了。她并不想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当时苏州常有轻薄人欺负女孩子的事情发生。
对于被推选上的学生，学校规定，如果家里不赞成，就可以不参加任何开会、游行、当代表的活动，等等。所以，这是一块很好的挡箭牌，一些不愿意参加的学生就以这个为理由来拒绝。
回家后，杨绛和父亲说起了这件事，问父亲能不能和学校说“家里不赞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去做宣传了。
没想到，杨荫杭对女儿的请求一口回绝。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女儿：“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还是很担心：“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继续严肃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然后，他又给女儿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在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闯入了北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表示对张勋的拥戴和欢迎。他的一位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原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但是，向来坚持己见的杨荫杭说“名器不可以假人”，马上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有人批评杨荫杭“不通世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观点总是非常坚持，很少会因为别人而改变什么。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他还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敢！”小杨绛有些苦着脸说。
其实，父亲教给她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家作为挡箭牌，那只是一种逃避的表现。要想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就必须正面去解决它。无论什么问题，都只有面对，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味地逃避，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后便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但是要面对那么多同学、老师说出来，而且是顶着他们满怀希望的目光，是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的。
最后，杨绛果然没有去参加演讲宣传。她的理由先是被打击认为“岂有此理”，到那时没几天就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当时女同学上街演讲遭到一些不轨军人非礼的现象的确存在。
年少的杨绛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路上，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经过这件事，杨绛懂得了面对与逃避的不同。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而逃避问题的话，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父亲的教诲，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句简单的“Daretosayno”为她指引了人生的航线。
很多时候，拒绝比接受更难。如果不懂得拒绝，人生路上往往会多出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只有敢于拒绝，才能把握好人生的康庄大道。
当时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课后让学生也效仿作诗。当时杨绛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杨荫杭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总是非常尊重女儿的观点，他从来不会强迫女儿学习自己的理念，就算是女儿的功课做得不好，他也不会责备她。很多时候，他更习惯于让女儿顺其自然地成长，而不是呆板地说教或严厉地教育。
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她的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有一天，杨绛把四声都能分辨出来了。晚上，父亲踱过廊前，敲窗考她一些字的发音。女儿答对了，他会高兴地笑；答错了，同样也会高兴地笑。
正是父亲这样特别的教诲，让杨绛从小就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在学识上也有很深的修养。她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当杨荫杭发现女儿对某本书感兴趣的时候，就会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是如果杨绛长期不读，书就会被收回。这相当于一种谴责，即便父亲什么都没说，但是杨绛心里会非常难过。那种无声的谴责简直比一顿打骂还要让她难受。
父亲的爱是一座城，筑起了杨绛心中的温暖，让她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漫漫人生路，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将让她终生受用。
“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刻骨铭心的事，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也可能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在杨绛读高中的时候曾经上过一次报。但这次可不是因为她获得了什么荣誉，而是因为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八年，她还特意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就是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的《“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回忆：“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
杨绛也参加了学社的活动。但是多年后想起，关于谁讲了什么却都记不得了，只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叮嘱杨绛，让她做记录。天真的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想到听大学者讲学，做笔记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便一口答应下来。
讲学的地点在苏州青年大会礼堂。杨绛的大姐也要去听讲，姐妹俩便约好一起去。但是临行前，杨绛的姐姐又是换衣服又是换鞋，耽误了一些时间，杨绛也只好耐心等待。等她们匆匆忙忙赶到礼堂的时候，讲学早就开始了。整个礼堂挤满了人，不仅早就没有了空座，就连贴着墙的地方和座位间的空隙里都塞满了小凳子，坐满了黑压压的人。
看到这样的场景，杨绛只好准备挤进去了。她刚看好有一处人稍微少些的地方，准备挤过去，等待多时的会场工作人员就赶紧叫她过去，让她上台──原来，记录人员的座位是在台上的。
杨绛看了一下台上的格局：章太炎先生正在谈着他的掌故，在他的左侧有三个座位，三个人已经开始做上记录了，在他的右侧有两个座位，一位女士已经坐在靠里面的位置上了。靠台边的位置空着，显然，那是她的位置。
杨绛没有想到做记录是要上台的，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禁有些胆怯，尤其是为迟到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已经答应了教务长，她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台去。
那天她上身穿着一件淡湖色纱衫，下身穿着白夏布长裤，脚上穿着白鞋白袜，梳着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当人们看到这个迟到的记录人员时都感到很惊诧，章太炎先生也不例外。他看了一眼这个女学生，然后又继续他的讲学了。不过这仅仅是一段小插曲。杨绛就座后，这段小插曲就像没发生一样。
为她准备的小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砚台、毛笔和一沓毛边纸。在讲台的左侧记录座位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杨绛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另外一位是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每个人一张小桌子。和杨绛挨着的那桌坐着的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教师。
台上，章太炎先生激情昂扬地谈着他的掌故，几位有着很深资历的教师认真做着记录，台下的听众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也有人拿出小本认真地做着记录。
在这样严肃而紧张的环境下，坐在台上的杨绛简直如坐针毡。面对桌子上的纸笔，杨绛心中大呼糟糕，因为那时的她毛笔字写得很不好，用她的话来说，是“出奇的拙劣”，以至于她的老师说她拿笔就像拿扫帚一样。而看到旁边的几位师长，他们都在挥笔疾书，这更让杨绛心中暗暗叫苦。不说她的拿笔姿势不规范，即便规范，也做不到像那几位师长一样写得那样潇洒自如啊！但不管怎样，既然已经坐在这里，就要做好该做的事。她磨了墨，拿起笔蘸好，准备记录了。
然而，这时候她又震惊地发现，章太炎先生的话，自己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她不知道章太炎先生谈的是何人何事，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谈起的。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先生那一口杭州官话在杨绛听来简直像是天书，即使她忽然听到了某句家乡话，也是听不懂的，因为内容太深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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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杨绛不禁感慨道：“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其实无论是在什么年代，这种“名人崇拜”始终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就像一些不喜欢体育的人却追捧体育明星，也正是这种“名人崇拜”心理在作怪。
杨绛的座位是最显眼的，她的几位老师的位置都偏后，唯独她的位置是在讲台的前面的。所以她的一举一动，讲台下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作为一名记录人员，她必须要拿起笔认真记录。她专心地听，可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坐在台上的杨绛急坏了，她真是羡慕死了坐在里面的美女老师，她甚至想如果能坐在那个靠里面的位置上该有多好啊！而且还有外面的人挡住从台下投来的无数道利剑般的目光。
杨绛拿起笔又放下，在紧张和不安中挨着一分一秒。她在心里不停地挣扎着：“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要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翻来覆去地想，杨绛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放下笔认真听讲，什么也不记。
多年后的杨绛想起这件事，阅尽人间沧桑的她才明白，其实当年让她做记录大概只是陪伴的性质。几位老师做记录就已经足够了，再加上一名学生，这主要是走个形式罢了。但是中学时代的杨绛天真单纯，这些道理还是多年后才悟得的。
然而，即便杨绛这样认真地听，她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她只能在心里揣摩：“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既然听不懂，她便只好发挥视觉的作用了。她使劲地看着章太炎先生，恨不得把他说的每句话都看到眼睛里去，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的掌故记住了。
杨绛的座位离章太炎先生是最近的，虽然听不懂，但是看起来却是非常仔细的。整个礼堂里，也只有她能看得最清楚。
杨绛注意到，章太炎先生“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当章太炎先生注意到这个做记录的女学生一字不记，却使劲地盯着自己看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诧异。他频频瞄一眼杨绛，或许是看看她有没有动笔，但是每一次，他都和杨绛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撞上。
杨绛观察得非常仔细。她注意到先生的鼻子里塞着小小的纸卷儿。这不禁让她想起了以前听说的关于章太炎先生有“脑漏”病的说法，她心中暗想，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但是纸卷上没有墨，因为她流鼻血的时候总是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有止血的作用。所以杨绛又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
杨绛细致的观察让章太炎先生感到很不舒服。他频频转过脸看她，但是这个天真的女孩子还是在盯着看。台下的观众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个迟到的女孩子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却一字也不记，杨绛揣测着观众的心理，觉得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个怪东西。所以杨绛只看章太炎先生，台下的人却不敢看。
章太炎先生的掌故谈了有一小时，但是对于杨绛来说，却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煎熬地挨过一分一秒，终于盼到了结束。整个过程中，杨绛都是那样坐着，没有记录一个字。最后，工作人员过来收走了她的白卷，并告诉她不要走，还有一个招待会，杨绛只好先留下来。但是当她夹在人群中不知所措的时候，没有人过问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最后便趁着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的时候偷偷溜掉了。
第二天，杨绛在记录席上出的洋相就见了报。新闻上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做记录，却一字没记。
暑假开学后，大家都知道了杨绛的这件事，都拿来当笑谈。她的老师马先生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但是杨绛实在是不会装样儿写，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她，还是成年以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诚恳的心，无论做什么事，决不会弄虚作假。多年后的她在自己的散文里诙谐地写道：“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这段故事沉浸在历史岁月里，算作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也好，或者仅仅当作一个笑谈也罢，在年少的杨绛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做人的理念──真实。无论是在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是在时代脚步飞速前进的今天，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东吴大学开启命运之窗
杨家有女初长成，像是一株含苞的雏菊，充满了生命力，未曾开放香已悠远……
在振华上学的那段时间，对杨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一大家人生活在庙堂巷，热热闹闹，人与人的距离很近，这种贴近是心灵上的。父亲也用心构建着这个家，在花园中添了很多果树，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聚在树下乘凉，伴着袅袅清香，聊着家常。那时的杨绛已经算是个小大人儿了，还会经常跟父母讨论些事情，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接受她的建议，还愿意跟她探讨更深的东西。
杨绛说：“在庙堂巷，父母姐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的日子。”
母亲温婉醇厚的性格，父亲正直威严的处世态度，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杨绛，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吸收更多正面的东西，也是她性格的基石。
杨绛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所以家中的所有长辈都很关心杨绛的选择，本来振华女中是六年的功课，她用了五年就学完了所有课程，遂提前毕业了一年。这一年的光景，本来是可以做更多事情的，但是后来回忆起来，杨绛却觉得不如不提前毕业了。
她本来一心想念的是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学系，在她提前毕业的那一年，虽然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了，却没有来上海招，随后的那一年，清华大学放宽了招生，之前同班的同学好几个都考进了清华大学，杨绛却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不免感叹了，因为以她的成绩考上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谁都不知道它在下个路口给自己安排什么新的挑战。
当时杨绛考下了两所学校，一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另一所就是苏州东吴大学。当时的社会，男女平等还不是很普遍的观念，去念女子学院，虽然闭塞，但是环境相对比较单一，也安全些。大家建议她去东吴，男女同学一起上课，气氛也活跃些，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开阔眼界，所以最后她选择了东吴，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大学。
那年秋天，杨绛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大学。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每一处景象都给杨绛以新鲜的感觉。这美好的大学时代开启着杨绛一生的命运之窗，她的传奇，在这锦瑟华年中一点点铺陈开来。
那时候，学校的女生并不多，因为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便住在一栋小洋楼里，那本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依当时的条件看，学校所提供的住宿条件已经是非常优越了。
杨绛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一个大房间里，四五个女孩子住在一起。第二年的下学期，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被分配到一间小屋子里。她们是中学的同班朋友，杨绛叫她淑姐。两个女孩子清清静静地住在一起，非常称心满意。
这个小房间本是美国教授家里男仆的卧室。窗户朝东，向窗外能看见茂密的花木，窗纱上爬着常青藤。房间小而阴暗，却非常幽静。门在房间的背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小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凳子和两张分开平行放置的小床。
房间的门总是关不上，需要用力地抬一下才能关上。不过这反倒方便了很多，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推一下或者拉一下门就开了，开门或者关门都是毫无声息的，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钥匙孔里插着一把很旧的铜钥匙。但是因为门不好关，锁起来也很费事，需要先把门抬起来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所以她们很少锁门，即便是晚上睡觉也只是把门带上，以免门被风吹开。
东吴大学于一九〇〇年在苏州成立，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思想等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进步的，学校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文化的教学，还很重视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杨绛虽然平时文文静静的，但是对体育也颇感兴趣，不过那时候学校的女生很少。她还参加了女子排球队，在她的排球技术有所长进后，还参加了比赛。
第一次比赛时对手是邻校的球队，场地就选在东吴大学的操场。那天场面很是壮观，一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看球赛的都是校里的同学和老朋友。轮到杨绛发球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那脱手而出的球竟似有着无穷的威力，打过去之后竟然砰然落地，没有被对方打回来。
顿时，整个赛场沸腾了，支持杨绛队的同学们高声欢呼起来，又是拍手，又是欢喜叫喊。杨绛为自己的队赢得了一分，最后，杨绛所在的球队取得了胜利。
直到多年以后，杨绛提起这件事还是兴高采烈的。每当她看到电视上的排球赛的时候，想到大学时代打过的那个关键一球，总是要忍不住对人说：“我也得过一分。”
刚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杨绛很受大家欢迎，当时的室友趁着她睡觉的时候，这么评价她：“杨季康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家境好。”一旁的杨绛并没有睡实，听到大家聊这个，窘迫得不得了，只得硬硬地继续装睡下去。
事实上大家说得也是很有道理的。杨绛是个很讨喜的女孩，皮肤白皙像极了母亲，白里透红，还是个娃娃的时候，苏州太太见了就夸：“哎哟，花色好得来。阿有人家哉。”还要给她介绍人家呢！
那时的杨绛极其羞涩，因为之前都在女校上学，很少跟男同学接触，还没张口说话，就已经不好意思了。还有人写了首诗说她：“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诗句里的淑姊是杨绛的室友，年长她两岁，两个人总在一起出现，也就有了上面说的场景。
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美女，也很少在意自己的容貌，多年之后，有人要为钱钟书写传记，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她这么说，但是见过她的人都不禁称赞这位姑娘俊俏。
大家都说，有很多人追求这个年轻优秀的姑娘，情书不断，示好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不过杨绛却说不是这样，即使有信写来，也大抵是说，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之类的关心文字。
她回忆说：“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挤在一处喁喁谈情。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很老练了。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没有收到一封情书。”
几年中，杨绛就如此的一个人沉醉于学习，避谈儿女私情，也许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吧。
大学时代就像一朵绚丽的花，在正值青春时妖娆绽放。尽管花期短暂，但是却会留下一生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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